灌篮高手

挣不到时代红利，年轻人开始“捞父母红利”_我的网站

倒数第二次恋爱

二 |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如今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浪潮。

三 | 即便做波段，胜算也相对有限。

四 | 尤其在欧美的许多国家，二战后诞生的婴儿潮一代，曾借着经济上行的东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积累了巨量的财富。近期超长债持续走弱，价格不断回调。粗略统计下来，约有70万、80万亿美元之多。

五 | 即便是今年不看好国债的我，也开始关注其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机会。而随着这一代人相继老去离世，他们的财富便大多根据血缘，悉数交付给如今尚且年轻的Y世代或Z世代们。那么，超长期国债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到期年限在20年及以上的国债，这类国债主要由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进行配置。然而，虽然上一辈的存款早晚会出现在自己的账户里，有些老外却早已急不可待，企图“人为加速”自己获取遗产的速度—— 哪怕，这会让他们的父母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穷困潦倒，甚至提前离开人世。

六 | 普通投资者较为常见的参与方式，是场内的30年期国债ETF（511090）。（图表来源：中国银河证券）为什么很多普通者会选择30年国债ETF？主要因为它的弹性大。期限越长，国债价格对利率变化越敏感。当利率处于趋势性下行阶段时，这种高久期特征往往能够被充分放大。

七 | 继承遗产，年轻人等不及了几年前，澳大利亚昆士兰一名叫莎伦·杨的55岁的女性，被指控欺诈性地榨取自己80岁老母亲的养老储蓄。莎伦不仅擅自使用其为母亲所设立的2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还将母亲的一处房产擅自出售，并用所得款项为自己偿还债务，在澳洲的其他地方购置新房。至于母亲本人，则被莎伦不由分说扔进了养老院，不再提供任何生活和医疗方面的经济支持，让老太太自生自灭。

八 | 无独有偶，在《卫报》的一篇报道里，一名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也向记者哭诉：自己的哥哥不但一直在偷偷领取本该属于二人母亲的护理津贴和福利，还通过伪造签名更改了母亲的遗嘱。

九 | 之后，该女性的哥哥便把骗到的钱用在了赌博和酗酒上，并有意两个星期不给自己的母亲服药，让其处于严重的生理不适状态，随时都有死亡的风险。 2024年就是典型的例子。

十 | 在父母尚未离世的情况下，用一些并不合规的手段来提前使用或继承他们的遗产，这在相关报道中有个专有名词，即：无耐心继承（Inheritance Impatience）。而这一行为，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不但不罕见，甚至俨然有发展成社会问题的趋势。这一年，30年期国债ETF（511090）收涨了23.21%，收益率相当可观。

十一 | 根据雅虎财经去年的一份报道，竟有4成的澳大利亚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更愿意在父母尚未离世前，就提前继承他们的遗产。

十二 | 这种观念如此普及，以至于该国一家名叫StrangeLove的饮料公司直接将其写进了自家的广告片里，让一名Z世代的年轻人说出： “我在等我爸妈去世，这样我才能（用他们的遗产）买得起房子。” 广告最后当然是被投诉下架了。进入今年年初，超长债虽然延续了约两个月的债牛行情，但随后逐步进入回调通道，近期跌幅尤为明显。从11月初至12月8日，30年期国债ETF（511090）累计下跌约4%。价格下跌的另一面是，利率几乎单边抬升，3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从2.136%持续上行至2.265%。但根据2021年澳大利亚的一份政府报告—— 在该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有将近10%遭受过心理或经济层面的虐待，而维多利亚州和西澳州的老年权利组织接到求助电话的数量，也是长年呈上升趋势。（图表来源：东方财富）对比之下，10年期国债ETF的回撤却十分有限。正如该国议员马斯卡雷尼亚斯女士在采访中所言，这种“无耐心继承”的行为遍及各个阶层，与家庭的经济状况、两代人的年龄以及教育和文化背景都没有强关联： “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务问题，这是根深蒂固的年龄歧视的表现。 “人们错误地认为，一旦一个人变老，他们的金钱和资产就成了可有可无的猎物。

十三 | 这一分化也体现在利率差距上，超长期国债30年期收益率与长期国债10年期收益率之间的利差差距在拉大，目前期限利差约为41bp，接近2024年以来的最高位。与此同时，股市表现同样低迷。问题来了，在经济数据持续偏弱、权益市场走弱的背景下，具备避险属性的超长期国债却出现了明显下跌，这是为什么？以及超长债是否已经接近可重新布局的窗口？谁在配置超长债？超长债不是加强版长债，因为两者的定价逻辑不一样。

十四 | 过去我们讲过，长债（5-10年）价格最终走向看的是供需关系，而供需又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看经济边际走向、通胀以及货币政策。” 而子女“狩猎”上一辈的方法，要么就是“杀鸡取卵”，用强迫或不对等的手段，强行从父母手中抢过他们一辈子的积蓄—— 不知情的老人被诱骗签下持久授权书（EPA），将自己资产的处置权，稀里糊涂地转移给了“等不及的子女”；要么就是“遗产保全”，也就是子女连哄带骗，甚至用“不能见孙子辈”等手段进行威胁，限制上一辈对养老金的使用，以便在他们离世后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而一旦被盯上了养老钱，甚至遭受到经济和心理层面的虐待，许多澳大利亚的老人也并不会选择走法律途径。超长债最终走势同样也离不开供需关系，但相比经济周期，配置需求更占主导地位。

十五 | 新南威尔士州一名专门做老年人虐待法律工作的律师就发现，自己那些被子女夺走毕生积蓄的老年客户，经常一见到她就表示： “我不需要见律师，我的家人总会为我做正确的事情。也就是说，当资金端具备承接能力、机构配置力量集中释放时，即便经济尚未明显改善，超长债也可能出现阶段性上涨；反之，如果资金面承压、机构配置受限，即便经济偏弱，超长债也未必走强。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超长债的买家高度集中：主要有保险公司、养老金/社保基金，以及银行理财和大型银行自营等机构。” 这与其说是上岁数的人糊涂，不如说是对他们而言，应付“无耐心继承”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过大了。这些机构配置的共同逻辑是，手里拿的是“几十年后的承诺”。

十六 | 为了确保将来“按时兑付、不出风险”，它们必须去寻找期限足够长、又足够安全的资产来做匹配，而这些超长期国债就是比较理想的选择。正是因为超长期国债以机构配置为主，超长债价格并不是对经济变化的直接反应，而是需要经过经济变化传导到政策，再到资金，最后才到这些机构的配置决策上。这个影响链条较长，使得超长债相比长债反应更慢、滞后性更强。具体来看：当经济开始走弱时，长债往往会最先反应，靠的是市场对降息和货币宽松的预期在提前发酵。彭博社的一期播客就讲了一个令人伤感的案例：一名70岁的澳大利亚老太太，把自己退休的存款都给了自己的一名家庭成员，让她为自己建一栋养老房。这个阶段，涨的其实不是现实，而是预期。但如果宽松预期被提前打得很满，而政策迟迟没有真正落地，资金面也没有明显改善，长债反而容易在“等兑现”的过程中出现回调。结果这人辜负了血缘的信任，卷走了老太太的积蓄，让她攒了一辈子钱，到老却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状态。而超长债高度依赖保险、银行等配置型资金，在机构资金成本还没降下来、负债端压力仍在的情况下，新增资金很难真正进场，超长债的价格自然也就涨不动。反过来看，在经济偏强的时候，长债往往会因为加息或紧缩预期而下跌；但超长债的下跌幅度通常没那么大，原因并不复杂，机构负债端相对稳定，长期配置需求还在，很多时候是不急着卖，而不是主动看空。因此，超长债真正具备持续上涨基础的情形，通常出现在两个阶段：一是长期低利率的逻辑，第一次形成共识，比如2024–2025年初那一轮；二是宽松政策逐步落地，并带来资金面的实质性改善。很显然，第一轮预期行情早就走完了，第二阶段还没来，这个时候的超长债价格会对情绪和外部扰动高度敏感。无奈之下，老太太只好走法律途径，最终靠强制命令拿回了大部分钱，但她也因此与家庭成员关系彻底破裂，陷入到了长期抑郁当中，不得不接受心理咨询。

十七 | 即便保住了大半辈子积蓄，却保不住多年的亲情与信任，对于风烛残年的一代人而言，这样的结局显然难以接受。

十八 | 可说到底，这似乎还是要归咎于澳大利亚年青一代对于继承的急迫——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再多等几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用体面和不撕破脸的方式，去拿到那份早晚会属于他们的财富？答案可能是因为，两代人之间的财富鸿沟，实在是太深了。时代造成的错配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一代能“吃满”时代红利的幸运儿，而在澳大利亚，他们便是“婴儿潮一代”以及比他们更早的“沉默一代”。谁在卖出超长债？最近有一些利空在集中释放。这些人成长于二战后的百废待兴，经历了澳大利亚自上世纪80年代所开始的资产繁荣周期：通胀持续走低，股市持续向上，房产价格更是稳步走高——仅悉尼一城，过去20年的房价普遍飙升了150%到200%。借用彭博社那期播客里的话：那是一个你就算经历数次人生的起伏，依然能在退休前攒下一笔不菲养老钱的年代。

十九 | 今天，澳大利亚的退休储蓄总额已经高达4.3万亿澳元，这笔巨款，再加上大量该国老人手头所持有的房产，便创造了一个相当有钱但却没处花的阶层—— 因衰老而造成的低欲望，让不少老人的开销都被局限在了护理等小部分领域，打不开消费的口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澳大利亚年青一代所面临的困境：繁荣的周期已经结束，投资标的的增值暂时告一段落。而其留下的，则是一套套均价突破150万澳元、已经让工薪阶层高不可攀的房子，以及从疫情后便平均每年以3%增加的通胀率。首要是信用事件带来的情绪传导。万科及其他地产债风险暴露，打击市场风险偏好。虽然国债本身没有信用风险，但在去风险的过程中，资金往往先做一件事，就是把久期降下来。老一辈的生活有多容易，年轻一辈的生活就有多难，而这，就让万亿澳元的养老资产，形成了所谓的“堰塞湖效应”：能花钱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又不想花。而久期最长、持仓又最集中的超长债，自然成了最先被动手的对象，这更像是一种“先减最重的仓”，而不是否定超长债本身。这也是债市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现象，信用风险并不直接导致利率债下跌，却会通过情绪收缩和资产负债表约束，迫使资金整体压缩久期，而超长债最先、也是最明显的反应。

| （妙投注：债券按风险来源分两类，利率债和信用债，利率债是靠国家信用担保，基本无违约风险。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等都属于利率债，因为它们不担心违约，价格主要看利率波动；信用债是企业或城投发行的，有一定的信用风险，债券价格变化的核心因素除了利率还有信用利差的变化）其次是央行操作引发的政策预期边际变化。 11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出现了500亿元的国债买卖净投放。当然，作为有着“父母银行（Bank of Mum and Dad）”文化的国家，掏上一辈的钱包为下一辈买房，在澳大利亚倒也不算是新鲜事儿：在金融网站mozo公开的数据里，该国75%的父母会同意无偿给孩子交买房的首付款，三分之一的父母会在子女购房时产生情感压力，甚至还有3%的父母为了给孩子赚钱而推迟了自己的退休计划。规模本身并不大，但释放了一个信号超长端利率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一路往下走而没有约束？一旦这个共识出现分歧，交易资金往往率先止盈、降久期，而配置型资金则选择观望。再就是受外围市场的影响。然而，并不是所有家庭在处理财富上，都能始终保持和谐，尤其是这笔钱还相当多的时候。当下全球长端利率整体走高，美债收益率也从低位反弹，日本央行释放了加息预期，政策利率将从0.5%升至0.75%。全球利率一起往上走，中国超长端利率也难以完全独立运行。据财富管理公司JBWere的粗略估计，今天的澳大利亚人在55岁时平均能继承到一笔70万澳元左右的遗产。而在不少案例里，年轻人都是在帮不擅长互联网的老一辈操纵网银账户时，才意外得知了这笔他们当下迫切需要的钱款。 “无耐心继承”的心态便随即产生。

| 在这个背景下，机构更担心利率是否还会继续上行，因此更倾向于观望而非提前入场。用澳大利亚国家老年人协会的负责人克里斯·格莱斯的描述，就是一种“粗暴的权利意识”—— 从意识到两代人资产与消费错配的那一刻起： “年轻人就觉得这笔钱最好为自己使用，因为这是上一代欠他们的。” 而这样的情况，不仅限于澳大利亚，而是广泛存在于今天欧美的各个国家中。

| 在美国，婴儿潮一代的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51.8%，该国老年人因财务剥削所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283亿美元，在英国，未来30年将要传承的资金量高达5.5万亿英镑。以至于过去三年间，平均每位老人手中因诈骗、提前继承等造成的财富流失多达8.5万英镑；当对老人的财务剥削开始变得泛化，有人走向极端。就在上个月，美国密苏里州一名39岁的男子还因急于继承遗产，用园艺工具将自己65岁的老母亲打死。而在行凶之前，该男子已经多次要求母亲赶快执行信托，将财富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20世纪下半叶，欧美各国的老一辈跟随螺旋上行的时代的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以至于在他们步入银发后，催生出了一大批围绕其养老金的诈骗活动：彩票中奖诈骗，情感通信诈骗，谎称集资修路诈骗，以修缮花园为名上门诈骗，假冒国税局或宽带运营商进行诈骗…… 而当时间向前推移，老一辈所面对的最大议题从衰老转向了死亡，盯上他们存款的人，也便开始从外部逐渐转移到了内部—— 以“无耐心继承”为代表，年轻人对遗产的渴求正变得越来越迫切，甚至不惜将金钱置于亲情之上。

| 这样巧取豪夺老年人资产，甚至被戏谑为“爆金币”的行为固然有个人在道德层面的问题，但其背后更广泛的群体性诘问，或许还与因代际差异而造成的财富错配有关：钱，到底如何，才能正常地流动到更需要的人群手中？这不仅是一个家族遗产交接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如何传承的问题。上述这些利空之所以被放大，并不是消息本身有多严重，而是交易过于集中，市场结构本身就很脆弱。过去一年，在低通胀、资产荒以及宽松政策预期的背景下，“加久期、买长债”几乎成为全市场的一致选择。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 （ID：phoenixweekly），作者：凯斯，编辑：闫如意。超长债在各类组合中被反复加码，当所有人站在同一侧时，市场看似稳定，实际上对任何扰动都极为敏感。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出现利空，无论事情本身严不严重，超长债国债的价格也很容易出现踩踏式波动。

| 那么究竟是谁在卖？从机构行为来看，本轮超长债的主要抛售力量集中在交易型资金。国海证券指出，基金是阶段性最主要的卖盘，其背后既有净值回撤触发的风控约束，也有赎回压力下的被动减仓。银行这一传统的长期配置中坚力量，今年更多体现为边际需求退出，负债端增速明显放缓、稳定性下降，使得通过拉长资产久期来做期限错配的动力明显减弱。

| 在供给持续放量的背景下，这种“少买”，本身就构成了对价格的持续压力。保险、养老金等长期配置资金并未成为本轮抛售的主体，但在超长债供给持续放量、政策预期重新定价以及海外利率扰动加大的背景下，更多选择“先观望”。当交易型资金在卖，而真正具备长期承接能力的资金尚未入场，超长端价格自然更容易被短期交易力量主导。接下来怎么操作？如果回到这一轮超长债行情的定价起点，可以发现，预期和现实严重错配。 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期间，从2.3%快速下行至1.84%，提前反映了市场对2025年累计降息约40–50个基点的预期。但截至目前，实际降息幅度仅约10BP，宽松落地节奏明显慢于之前的预期。这个时候，市场也意识到，宽松的节奏和力度，可能没有当初想得那么快、那么大。宽松预期对长端利率的边际推动作用明显减弱，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重新回升至2.2%以上。所以在这个阶段，超长债更可能出现高波动、弱趋势的特征，未来方向并不取决于宏观口号，而是资金面有没有实质性改善。政策层面，重点不是看“是否宽松”，而是看政策组合有没有强化“宽货币 + 稳长利率”。

| 要盯住这几个关键节点，比如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央行例会。如果财政继续发力、货币更多是稳住而非明显加码，央行操作以对冲和呵护资金面为主，那么长端利率大概率仍是反复震荡，而不是重新走出单边行情。

| 比政策更重要的，还是资金面节奏。本轮超长债的调整，也有年末资金偏紧的原因。只要跨年后DR007、R007等短端资金利率逐步回落并趋于稳定，再配合央行对流动性的持续呵护，长债的波动自然会收敛，超长端的阶段性修复空间才会慢慢打开。这个时候，与其急着押方向，不如耐心等信号。对应到操作上，思路也很简单：低位慢慢吸，高位坚决不追。对30年期国债来说，2.35%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点位，收益率运行在这一水平以上，更适合分批、逆向参与。总体来看，在这个阶段，相比A股和黄金，超长期国债的投资性价比越来越低了。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仅供参照，文内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请读者谨慎作出投资决策。